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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朱和之

自七十五年(1986)定居台灣以來,梅哲已在寶島度過十五個寒暑,擔任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音樂總監一職,更已近十七個年頭。他並不支領薪水,也不拿演出費,只是由樂團負擔他的生活費。而他生活簡單,蝸居在辛亥路一棟公寓大廈的頂樓,家裡只有一張床、一架台灣製造的鋼琴(買台灣琴也是出於他的堅持)、滿櫃子總譜和唱片,可謂身無長物。



      當年梅哲初來台灣時,負責接待的俞冰清女士(現為台北愛樂的行政總監)帶他到龍山寺觀光,兩人走到正殿之前時,梅哲忽然楞楞地一語不發。俞冰清嚇了一跳,以為日頭太大曬得他中暑了,這時梅哲卻說:「冰清,我聽見菩薩對我說話,祂要我留下來,做出一番成績(Make something happen)……」這段傳奇的真實性固然難以考證,但梅哲喜歡台灣,毫無保留地奉獻所學卻是不爭的事實。他常說,在台灣的生活是此生最美好的時光之一:「我有好的樂手--他們比很多國外的音樂家都好;我有好的樂團,我可以做我想做的音樂……」

      梅哲平常的功課是在家裡讀譜、聽音樂,偶爾看看美式足球和網球賽的轉播,也喜歡坐在陽台看遠處的青山。年輕時也是網球好手的梅哲,因為運動傷害而造成膝蓋受損,來台以後開刀裝設了人工關節,所以行動較為不便,在音樂會中也總是巍巍顫顫地上台,讓聽眾們擔足了心。不過他的身體一向很好,心情也常保愉快,只有在八十四年(1995)前後,有過一段沈重的低潮。

      當時梅哲已經在八十二年(1993)率領台北愛樂到古典音樂的聖殿--維也納愛樂廳舉行了一次成功的音樂會,創下華人世界樂團在該廳首演的紀錄。接著也獲得了與維也納愛樂廳同列於「世界五大音樂廳」的波士頓交響音樂廳之邀請,將在八十四年前往演出。梅哲對此興奮不已,一方面固然是對樂團的成長感到欣慰,另一方面讓他更感期待的是此行可以和分別數年的女兒凱西相聚。梅哲非常疼愛她,父女倆無論是性情還是舉止都十分相像,口齒也同樣伶俐,鬥起機鋒來往往令人絕倒。梅哲孤身旅台,若說心裡有什麼放不下的,無非就是這個女兒了,於是兩人很自然地相約在波士頓聚首。不料凱西卻在當年因為喉癌而過世,梅哲透過越洋通訊清楚地知道愛女從纏綿病榻以至撒手人圜的整個過程,然而他不但未能給予任何幫助,更未及與女兒見上最後一面。這讓他感到心如絞割、萬念俱灰,對任何事情都意興闌珊,旁人若是提到「波士頓」,更讓他觸動衷腸。出發在即的巡迴演出,看來是一點也不想去了。

      這段期間,他開始用酒精麻痺自己,藉著迷醉暫時忘卻苦痛。有時候和親近的團員對飲,兩個人一下子就可以幹掉一整瓶伏特加,沒有人去找他時,他也會悶頭自酌,整天醉醺醺地。俞冰清看他喝得不像話,幾次苦勸不聽,最後甚至氣得抓起酒瓶往門外扔,在陽台上摔得粉碎。從此之後,梅哲才稍微收斂了形跡--只收斂「形跡」,偷偷地喝,事後再拿開水倒進去補到原來的水平,藉以蒙混視聽。這種小兒般的伎倆自然瞞不了人,但是大家實在也心疼他的景況,只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由他每天以惺忪的目光,對著灰暗的斗室與窗外的青山。

      然而梅哲畢竟是個天性樂觀的老頑童,不會始終沈溺在痛苦中無法自拔,最難熬的一段時間過去,自己也就漸漸開朗起來,團員們的陪伴,也讓他感到寬慰。凱西過世後兩個月,梅哲依舊按計畫帶領樂團前往波士頓,不但去了,演出還極為成功,讓美國首屈一指的樂評人理查‧戴爾(Richard Dyer)不由得感嘆:「雖然梅哲的指揮生涯堪稱順遂,然而以他的才華而言,他的成就本當不止於此……他蟄伏在史坦斯伯格和蕭提之下擔任副手的時間實在太久了,未能得到充分的自我發展空間……」
 
      樂團享譽歸國,他的才華也再一次受到了肯定。然而對梅哲而言,身外的榮耀都只是過眼雲煙,他唯一在乎的事情只有藝術。往後的五個年頭裡,梅哲在每一場音樂會裡帶給我們一首又一首精彩、深刻而無限溫暖的曲子,直到九十年(2001)春天因病不得不暫別舞臺為止。

      不過老頑童畢竟是老頑童,即便是在醫院復健,他依然能用一兩句話就讓醫師和護士們笑到不行,同時也展露出令人驚佩的強韌意志力。

      梅哲就是這麼樣一個人,讓人不得不相信當未來他復出時,還是會像以前一樣,不分人己親疏,見了面總要幽你一默;還是一樣,三句話就講到音樂上頭;還是一樣,在排練的時候對著樂手大叫:「Baby! Play it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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