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台北愛樂室內樂坊

從炫技到獻藝－台北愛樂二十五年的舞台變身
文／黃志全

那時候還沒有國家音樂廳，國父紀念館是台灣表演藝術的最高殿堂。不過，一位滿頭華髮的指揮跟他所帶領的二十多位年輕樂手並不貪圖捷徑，寧可腳踏實地， 要先贏得掌聲，一步步攀爬向上，一九八五年盛夏，他們在台北中山北路一個巷子內的擁擠民宅揮汗如雨地排練，然後低調地到延平南路的狹小實踐堂步入舞台。 

二十五年前，美國芝加哥交響樂團副指揮亨利梅哲 (Henry Mazer) 先生在這裡點下第一棒，樂手擦出第一弓，為樂壇劃破沉靜：此地出現了台北市交與台灣省交之外的另一種聲音：有質感，有力度，有溫暖，有光澤。

但他們沒有市交與省交的公務員待遇與保障，當時名為”韶韻樂集”的這群樂手懷著對音樂的喜愛與對演出的熱情，為仰慕梅哲對音樂的詮釋而來，也享受跟其他團員一起玩轉音樂的樂趣，並且決定繼續下去。梅哲也受到感動，不久之後便辭去芝加哥令人稱羨的職務，束裝遷台定居，跟團員一起創作台灣表演藝術的新樂章。

而海外留學的樂手這時也紛紛學成返國，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的前身聯合實驗樂團開始招兵買馬，許多團員追求自己在音樂上的精進，樂意投效，在梅哲指揮下跨刀演出。甚至，進入台灣音樂院校取得教職的傑出新秀也放下老師的身分與身段，坐在業團席位當中，揮灑自己的才華，樂團首席蘇顯達正是最佳的示範。

熱愛台灣的梅哲似乎知道自己年事已高，不可能永遠帶領樂團，於是在樂團中發掘具有潛力的指揮人才，而現任駐團指揮林天吉原本就受到矚意，既然他自告奮勇要拜師，梅哲也就傾囊相授，讓林天吉不靠國際比賽的經歷就能獲得樂壇的肯定，並且在多次台北愛樂的歐洲演出當中獲得讚賞。

對於台灣的音樂基礎，梅哲初來乍到之際就非常驚訝。他發現樂手對演奏的技巧普遍具有相當的掌握，不過在音樂性方面則還需要更多的陶冶，並且也得學習彼此傾聽，才能找到最佳的協調。梅哲深知他召募甄試入團的樂手個別來說堪稱武功高強，但是聚集起來反而無法出色，難以產生整合的綜效。室內樂因此成了他在台灣耕耘初期下手的重點，並且從台灣最具優勢的弦樂開始，逐步拓展到木管與銅管，他讓團員體會樂器合奏以及聲部對話的微妙與美好，終於使得台北愛樂可以從一個小型的精緻弦樂組合，發展成為羽翼豐盛的管絃樂團。

梅哲的方法學在台北愛樂的排練當中仍然得到遵循，即使他在2002年於台北離開人世，但他的音樂態度已經成為樂團的精神遺產，也使台北愛樂由最初一個展現優越技巧的年輕編組，逐步調教成為用心呈現圓熟藝術的菁英集合。

一路陪著指揮與團員的是團長賴文福與俞冰清夫婦，以及多位他們的醫界與商界友人。俞冰清原本只是受邀於梅哲在台期間協助部分接待翻譯與行政的工作，但她捨不得一群好手在一個暑假的排練與演出之後就四散而去，扛起了組團的艱難任務，讓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邁出了第一步。而在此後的二十五年當中，她奔走於樂團與政府文化部門和企業基金會之間，爭取國內外演出的機會以及相關的補助與贊助。成了樂團在排練室與後台的重要支柱。

“先生娘”放著醫師夫人的清福不享，賴醫師本人也經常張羅著樂團的事務，使他在台北醫學院的教學與生物醫學材料的開發之外，增添額外的工作負擔，連他的病患也能感染到他的奉獻心志，進而加入支持的行列。而他以哈佛醫學博士的背景，親自赴美交涉，也促成了台北愛樂在波士頓交響樂廳與華盛頓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的演出。

的確，這些年台北愛樂頻頻出訪，累積了相當的海外知名度，並且從早期的自費前往改變為專業待遇，這象徵著樂團作為一個藝術團體的國際級身分認證，而這也是台灣在地球村提高能見度的有效方式之一，畢竟台灣設計製造或是運籌的電子產品席捲全球，而軟實力的部分卻仍然還沒有得到相應的認識。無論雲門舞集， 優人神鼓或是台北愛樂都有著一份這樣的期許，要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另一面。

令人擔心的是，台灣的表演藝術團體無不面臨文化市場萎縮的困境，“粉絲”這樣的稱謂或是”追星”的癡狂不易發生在表演藝術的領域，原本的樂迷舞迷或是戲迷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歲數幾乎都要超過不惑之年，而在年輕族群當中，電視電影電腦與電玩正爭奪他們的眼球，音樂會大概是敬陪末座的選項， 觀眾斷層的現象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出現。這也使得台北愛樂必須尋求更為現代 (或者說時尚) 的方式與樂迷溝通，也難怪“海角七號”、“交響情人夢”的標題開始出現在音樂會的海報上，並且有效引進了一批新面孔加入樂迷之中。

二十五年，電視從三台變成上百個頻道，電腦從黑白與文字升級到彩色與影音。 電話從數字撥盤進化到觸控手機。但是，生活絕對不該長時間讓這三個螢幕所主宰，當台北愛樂開音樂會的那天，我們絕對值得關掉電視，斷開網路，放下手機，在音樂廳裡好好沉浸在樂聲當中。再過二十五年，我們回頭來看，一定覺得幸好我們沒有放棄古典音樂，並且，也因此留住了台北愛樂。